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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江湖兴衰 |《财经》特稿

发布时间:2019-10-22 20:07:20    浏览次数:4991

三十多年来,它像浮萍一样漂浮,起伏不定。许多拾荒者的前半段生活反映了底层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也是城市垃圾对策变化的一个生动方面。

戴着矿灯,提着篮子,拾荒者在晚上开始“淘金”。照片/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俞秦湘慧莲|朱雯涛|编辑

赵胜是装配线上的清道夫。每天,他都在靠近传送带的地方工作,扫描、摸索、分离、快速从内部分拣塑料、金属、橡胶和其他可回收材料,并把它们扔进身后的编织袋中。

这是北京阿苏威垃圾综合处理中心,每天处理5000多吨生活垃圾,相当于北京生活垃圾日产量的五分之一。近十年来,赵胜所在的明珠洲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承包了华硕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项目,每天承担1600-1800吨的分类量。

赵胜的工作是最大限度地分类垃圾。仅他就能说出十几种塑料,哪一种更有价值。例如,饮料瓶的瓶盖、瓶体和包装纸的材料不同。当你得到一个透明的塑料储物盒时,你应该从盒子上取下有色把手。这两种材料不同,透明的更有价值。

在装配线上分类后,剩余的垃圾被收集起来,用于焚烧、发电和填埋。挑选出来的将在造纸厂、塑料厂和金属厂重生。

赵胜人来自偏远贫瘠的村庄,靠城市固体垃圾为生。他们在垃圾桶、垃圾建筑和工厂式垃圾分类车间进行搜查,其中一群人骑着三轮车,在街上喊着“垃圾收集”

在高峰期,北京的拾荒者数量达到了17万。对这一群体的评价极端两极分化:一方面,拾荒者之间的交易不包括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另一方面,他们回收的垃圾量与送往垃圾处理厂的垃圾量相同,节省了北京一半的垃圾处理费用。一方面,他们缓解了城市垃圾围城现象;另一方面,它们不受监管,在生产和贸易中造成环境污染。

由于非资本功能救济、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政策,北京垃圾收集群体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狭小。

三十多年来,就像浮萍一样漂浮,起伏不定。拾荒者生活的前半部分反映了底层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也是城市垃圾对策变化的生动体现。在过去,它们是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足而出现的,而在未来,它们将随着“不平衡和不足”问题的缓解而消失。

保持不变的是城市和垃圾仍然存在。

人们扔掉的东西冲破袋子,重新出现在传送带上。赵胜说,垃圾包含你能想到的一切,肮脏,腐臭,涉及到主人的隐私,令人兴奋,如一大堆钞票。

分选工人在北京华硕废物综合处理中心的垃圾分选车间工作。摄影/财经记者于勤

捡垃圾中的钱是分拣工人喜欢谈论的事情。赵胜的老板老夏说,在他早年,一个分拣员突然离开工作去做生意。后来他听说这个人在传送带上发现了一个装有几十万美元现金的袋子。当老霞告诉财经记者这个未经证实的谣言时,几个分类员附和了这个谣言,并讲述了他们熟悉的其他分类员通过集资致富的故事。不同的时间、数字和数量有相同的效果——足以激励普通人在分配和选择时更加小心。

就连很少进入分拣车间的老霞也运气不错。几年前,当老霞在车间检查时,他看到传送带上的一包衣服鼓鼓囊囊的。下意识地,他接过来,翻了过来。里面有一堆钱。他回去数了数。是7900元。但是现在,这种好运越来越少了。分拣人员总结了两个原因:电子支付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现金交易,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损失越来越少;反腐败取得了显著成效,越来越少的腐败官员向垃圾桶里扔大笔钱。

对赵胜来说,肮脏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不管怎样,这条腰带突然穿过去了,脏东西不会伤到手."

更大的挑战是气味。

垃圾分类车间的门是关着的。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管理层不愿意轻易打开这扇门。里面有一股难闻的苋菜的味道。这种浓浓的气味很霸道。衣服一旦粘上,灰尘就无法擦掉。“进去走一会儿。即使我马上出来,我也会换衣服。”一名管理人员说。

赵胜的家乡位于四川巴中。山村的交通和经济不发达,没有一个企业。赵胜在家照顾孩子,偶尔做些农活。

2012年春节,在一片喧嚣声中,一位从北京回来的村民说,在北京捡垃圾是件好事,月薪在4000到5000英镑之间。25岁的赵胜受到了启发。一年结束后,他带着妻子去了北京,在垃圾分类装配线上变成了两个小蓝点。

像赵胜一样,他现任领导人巴中的命运转折点也发生在25岁。1986年,徐继才不能每月输入30元。一位姓雷的市民告诉他,在北京捡垃圾一天可以赚30元。

徐继才说,老雷回到北京时,他和他的三个兄弟什么也没带。他也想去北京,像老雷一样进900元,所以他恳求老雷,“带我一起去。”

一张12.5元的火车票将带他去北京。钢铁企业的废料,包括铁和水泥,都可以用锤子刮平。废铁可以卖25.1斤。说到底,徐吉才真的能挣20多元。

"那时我们相当痛苦。"徐继才说,当他第一次到达北京时,他没有固定的住所。他用塑料布盖上被子,然后用平底锅把它带走。白天,我们到处捡垃圾。我们去任何地方,晚上休息。

粪便银行的居民徐继才偶然遇到了一位前来调查的官员。这个人是王维平,他在北京市环境卫生局工作,负责垃圾场。王维平回忆起曾见过在粪堆里住了几天的徐吉才,觉得自己非常穷。

1988年,徐继才和另一个巴中找到了王维平,说他们想去垃圾场捡垃圾,并请他帮忙写一张纸条。王维平同意了。

“当时,我对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没有任何概念。只是出于同情,我觉得这些人不容易。另一个考虑是,你拿得越多,我存的钱就越少,我花在燃烧上的钱也就越少。”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就成立了一家国有垃圾回收公司。到20世纪70年代,二环路上有2000多个回收站,几乎每条小巷都有。

"但是自从徐吉才和他的队伍到达北京后,他们很快就打败了队伍."王维平说,拾荒者的优势在于他们不怕羞耻,拎着一个破袋子,一个接一个地翻垃圾桶。垃圾回收公司的官方雇员不会这么做。出于面子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不管回收多少垃圾,月工资都是固定的。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四川巴中和河南固始的农民受到高收入的诱惑,纷纷涌向北京。就像城市白领涌向蝙蝠和其他技术密集型企业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北京拾荒者的数量迅速增加。根据王维平写的《北京市垃圾回收与产业化研究报告》,20世纪末,北京有82,000名农民工在捡垃圾,其中46,000人来自四川,17,000人来自河南,10,000人来自河北,1,700人来自江苏。

清道夫江湖中涌现出大量恶性事件。1996年,许继才等人找到王维平,说了两件事。首先,他声称通过帮助王维平写张纸条进入垃圾场“发了财”,并想报答他的好意。第二,北京垃圾回收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拾荒者根据他们的户籍分为13个帮派。这些帮派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了争夺地盘,每年都会发生打斗和其他事件,一些人被杀。他们想利用王维平的力量为四川黑帮“拓展地盘”。

"当时我有了调查这个团队的想法。"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几天后,他召集团伙头目共进晚餐,想调查每个团伙的数量、地点、主营业务和人均收入。

王维平说,为了减少恶性事件的数量,他把工作分配给了各个帮派:四川人捡垃圾(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和居民区的处理厂),河南人捡废品,河北人捡四环路外的垃圾负责外运和再加工,江苏人主要从事泔水和地沟油。这种收集垃圾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即将出台的废物分类立法让装配线上的拾荒者相信,每月收入4000至5000英镑的好日子很快就会结束。

继上海强制垃圾分类后,北京的垃圾分类立法也被提上日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即将修订。该草案预计将于10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初审。

王维平表示,目前,北京的生活垃圾政策已经进入减量化和资源化阶段,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措施之一。

正如电子支付不能代替现金支付一样,装配线上的拾荒者也讨厌垃圾分类。他们担心垃圾分类后,最后只剩下不可回收的垃圾。然后,垃圾分类装配线将没有价值,他们也将面临失业。

"退出这一行业并停止赚这么多钱是件大事。"赵胜说他还年轻,可以随时在城里找到其他工作。

54岁的徐志新并不乐观。非典爆发后,他和妻子来到北京,开始在垃圾填埋场附近捡垃圾。一个月底,两个人可以赚8000-9000元。他认为收入不错。徐志新曾经被要求在垃圾填埋场种树,但他拒绝了。"绿化挣不了多少钱,通常要花3000美元。"

2009年,徐志新成为徐继才的下属。他在装配线上做分拣工,还开叉车铲垃圾,前后工资变化不大。徐志新表示,如果分拣项目没有了,年轻人仍然可以出去创业,但在他这个年纪,很难找到新工作。

拾荒者的兴衰是北京垃圾政策变化的一个视角。

王维平说,北京的生活垃圾政策是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过程,它经历了四个阶段:净看不见期、标准化填埋期、焚烧期、减量期和回收期。拾荒者的形象一直存在。

在第一阶段,北京将把生活垃圾运到郊区,“堆积在任何地方,简而言之,就是看不见也看不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垃圾将被围困。北京在1983年拍摄了一张航空照片,大致沿着目前的四环路,有超过4700个垃圾场,面积超过50平方米。

随着北京申奥成功,这座城市像馅饼一样发展成了四环路。当时,北京开始修建垃圾填埋场和垃圾收集运输系统。之后,生活垃圾被运送到垃圾填埋场,并“填满你发现的任何坑”。

无论是堆积还是填充,都会污染地下水,使周围空气发臭,并产生大量甲烷——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

当时,拾荒者的大本营大多驻扎在垃圾场周围。1997年,王维平一个接一个地去13个帮派的总部进行研究,周末和拾荒者一起生活。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难闻的气味。有多糟?冬天大本营里有苍蝇。那里的蟑螂和绿豆蝇都很大,在北方一点也不常见。

第39天,当饭碗装满时,一大层绿豆蝇躺在上面并包围了它。王维平把它们散开,又把它们收了回来。

随着填埋场的建成,拾荒者聚集在填埋场附近。然而,还有许多隐患。汽车卸垃圾,在路上上下冒烟,偶尔会造成伤害。

第二阶段是标准化垃圾填埋场的时代。“标准化”是指将填埋场的危害降至最低。具体措施如下:填埋场下铺设七层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在不同区域填埋,当天压实并覆盖倾倒的垃圾;填埋场产生的甲烷排放回集中发电;垃圾填埋场废水的处理。

在国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标准化垃圾填埋场一直在使用。1994年,中国第一个标准化填埋场——北京市昌平区阿苏威填埋场建成并投入运行。

新的对策并没有完全解决矛盾。首先,防渗膜的有效期为12年,此后地下水仍将受到污染。其次,填埋产生的甲烷只有一半能够被有效收集。第三,垃圾填埋场占用大量土地,一旦填满垃圾,就很难再利用。王维平说,在这种土地上,建房的基础不牢固,也不适合绿化。随着木桩不断升温,这种树木会燃烧其根部。

在第三阶段,焚烧是多样化末端处理的主要方法。当北京计划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烧厂——阿苏威生活垃圾焚烧厂时,遭到了市民的反对。根据王维平的记忆,2009年,全国各地有许多反对焚烧垃圾的示威游行。反对者认为焚烧将固体污染转化为气体污染。

当时,北京市政府官员要求王维平站出来与对手沟通。王维平带着他的对手参观了日本的垃圾焚烧厂。在日本,幼儿园离垃圾焚烧厂只有一面墙。“访问期间,他们慢慢了解到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是烟气净化,60%的投资用于烟气净化。它净化到什么程度?它比燃油炉灶和燃煤炉灶干净。”王维平说。

也是在这一年,徐继才签约阿苏威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项目,进入城市生活垃圾终端分类行业。他招募了100多名拾荒者作为分拣工。市场形势很好。他招募了更多。市场形势不好。他招募的人少了。

截至2019年2月,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已超过400家。王维平认为垃圾焚烧不是处理垃圾的最理想方式。垃圾处理的最佳政策是第四阶段——减少和回收。

他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即使垃圾焚烧厂能够克服二恶英这种“人类第一类致癌物”,该厂产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化物等仍然受到污染。其次,飞灰是焚烧的产物之一,是危险废物,在处置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第三,焚烧厂的出渣率为23%,其中大部分最终将被掩埋。

早上7点前,李氏一家开着两辆卡车从西六环路开往北京石景山。他们将在住宅区外设立一个摊位,欢迎附近的居民以及骑三轮车送货的下游回收者。

李俊回收各种废品。每天可以收集多达2吨纸、10,000个矿泉水瓶、铁、铜、铝和其他金属。年末,不含费用,收入超过10万元。在李俊看来,这些钱来之不易,“当地人可能做不到。”

来自河南固始的李俊曾在北京东北出售价值十年的蔬菜。随着中关村软件园的崛起,市场消失了。在亲戚的介绍下,他进入了废品回收行业,这是一项技术性工作。“有时它看起来像一块铁,但实际上是一块铜,”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摸索和学习。其余的将是十年。

收集二手商品也需要联系。废物回收许可证很难获得。大多数人无证工作,不可避免地会被开除。加入正规公司太贵了,但必须服从管理。最后,他倔强地站了起来。

深夜,装载垃圾的卡车驶入西六环路的垃圾回收站。这是一家藏在小巷里的大型杂院。门口没有标志。当我们走近它时,我们发现有一个新世界:12亩大的杂院分成十多个小医院,它们回收纸、铁、铜、铝、罐、旧衣服、塑料制品等。

晚上,李俊不得不工作一两个小时,将分类后的废品逐一出售给每个包装站,即每个小庭院的主人。

这不是一笔好交易。

四环路外有82个废品交易中心,将市内的废品供应商与市外的废品加工厂连接起来。买家从这里购买废料,然后运到河北、山东和其他地方的废料处理厂,比如玻璃运到邯郸,金属运到霸州,塑料运到文安。

2016年,81个废物交易中心相继被禁止,只留下一支正规军位于西南五环路。

交易点数突然减少后,外国买家正努力寻找商品来源,而北京的废品却无法出售。

李俊说,从前,玻璃、木材和泡沫都可以出售。目前,这些容易造成伤害的廉价或体积庞大的废品已逐渐退出交易市场。许继才的装配线不再对废塑料板、饭盒和橡胶鞋底进行分类,尽管这些废品有下游处理器。

回收的垃圾越少,垃圾就越多,这也反映在北京垃圾的增长上。2016年,当大量交易场所被禁止时,北京的垃圾增长率超过了10%,而前几年,这一数字仍保持在3%左右。

大多数交易必须在黑暗中进行,李俊的废品场是一个非正式的交易点。

一名回收人员告诉《财经》,北京最多有200个非正式回收站。还剩下大约100人,他们陷入了“被命令拆除和复活”的循环。他们越走越远,躲在六环路外,等待穿梭于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李俊。该行业称这些汽车收集废品,对其进行分类,并将其运送到回收站。

两年前,李俊经常去的石景山衙门口的回收站被拆除了。他跟随撤离者建立的新车站,从五环路搬到六环路外。在五环路内收集废品的三轮车司机不能开车20公里到六环路外的回收站,只有像李俊这样的卡车司机才能扮演“第二名”。李俊告诉《财经》,与五年前相比,他现在可以收到三分之一的废品。

李俊的经验是,如果有更多的回收站,卡车司机可以单独出售他们的货物,避免排队,并在站与站之间的供应竞争中获得更好的价格。当回收站最少的时候,他和西城、海淀和丰台的司机排队等了两个小时,“夏天在车里等这么久太难了”。

2017年大兴“11.18”火灾后,北京南部的垃圾回收站被大量关闭,只剩下两个,垃圾长达数百米。卡车司机不得不跑到河北省昌平和延安郊区。船只和汽车的疲劳以及燃料消耗的增加消耗了他们的能量和利润。可能是凌晨两点以后,他们回家休息的时候。

李俊成立了一个微信小组,让隐藏在北京西部各个角落的卡车司机和回收站操作员加入进来。

他最初的意图是,司机可以在人群中互相告知他们遇到交警检查他们的汽车的路段。为了装载足够的废品,这些卡车往往太长、太高。

司机们交换了更多的信息。卡车司机基本上是李俊的家乡。有时,团队中的一些人会返回固始,发送关于司机或寻找汽车的人的信息。

他们还会发送信息通知哪些回收站关闭以及何时开放,这样就没有人会免费出行。其他人已经发出了废料报价。最近的一次是在包装站,干纸每吨价值1350元,湿纸每吨价值1200元。

卡车司机的聪明创造了一个完全透明的市场,并成为一些包装站经营者的噩梦。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打败’他(李俊)."纸包装站90后的经营者万·洪钧(化名)说。

万宏俊来自一个东部省份的县城,在北京回收报纸、书本、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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